匾额的意思就是门头上的匾，楹联的意思就是木质的对联牌匾。一般的匾额是用来作为建筑的标识，一种是用来送礼的开业牌匾，比如生意兴隆、财源广进等等。
牌匾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到秦汉时期。西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建造长乐宫，据说，阙门牌匾上的“长乐宫”三个大字，就是刘邦亲自题写的。而“未央宫”三个字，则出自萧何手笔。应该说，刘邦、萧何之前，一定已经存在牌匾形式的文化现象。
宋代流传着一则与牌匾相关的反间谍的故事，则是千真万確的。据说南宋时期有个叫刘蕴古的人，受金国派遣，以珠宝首饰商人的身份进入安徽寿春(今寿县)剌探军情。他有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评说金国一些无关紧要的军事、政治动态，赞扬南宋的“国泰民安”，表示如果朝廷用得着他刘蕴古，他一定尽心竭力帮助宋人对付金国。地方官很快将其人其事上报了朝廷，相关部门果然委派他为浙西帅司正八品迪功郎，协助处理些城池防务日常琐事。站稳了脚跟，如何通知主子呢?恰恰此时杭州胥公祠重修，有商人出资捐赠匾额一块。刘蕴古灵机一动，说匾额题写得不好，自己出资另作一块。待到郑重其事挂匾之日，众人才发现，刘蕴古的书法并不比那位商人的好，而且匾上竟刻上了刘蕴古的姓名和官职，不禁大为疑惑。有名官员原本就怀疑刘蕴古是金人探子，这下更有了把握。他说，这个刘蕴古，不是在巧借题匾的方法，向金人各路探子发通报，告诉他们联络地址和接头人吗?但上司们不认可，事情不了了之。刘蕴古得寸进尺，当他主动要求率领一万移民去紧邻金国的边地恳荒时，次相史浩终于警觉起来，刘蕴古很快露出了破绽，被斩首示众。
楹联的诞生不会比牌匾晚多少，汉唐时期已经非常盛行了。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个女儿叫阿罗，自小聪明伶俐，深得父母宠爱。那一年端午节，白居易见夫人切开几个盐蛋端上桌来，文思涌动，招手要女儿过来，递了一只盐蛋给她。
“阿罗，爹爹这里有付对联，你听清了。双手剖开舟两叶，内藏黄金白玉。一拳打破坛一个，中装玛瑙珍珠。”白居易眨一眨眼睛，笑着拍拍女儿的头，对她说：“你猜猜，爹爹说的是什么东西?”
阿罗略略沉思一下，仰起臉望着白居易。“上联说的是盐蛋，下联说的是石榴!”说完，阿罗笑着加上一句：“爹爹考女儿啊……”
白居易故作严肃的沉下臉来。“我的女儿还用得着考吗?你看，想都不用想，脱口而出!”
小屋里隨即传出白居易的开怀大笑。
诚然，牌匾和楹联是不可分的，大凡悬挂牌匾，必有楹联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匾为点睛之笔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
据说和珅有个叫吴省钦的门人，后来官至提督学院。此人爱财如命，有一回赴某省作乡试主考，竟然大行贿考之事，无得无才者只要有钱便可中举。一穷书生愤愤不平，作一匾一联张挂于贡院门口。上联为“少目焉能识文字”，下联为“欠金安可望功名”，匾额为“口大吞天”，把吴省钦的大名拆将开来作一联，将其至国法于不顾，暗地里买卖功名的丑事公之于众。匾文说的是吴省钦欺君，联语说的是不给吴省钦送钱，有举人之才亦于功名无望，将督学大人贿送功名的事和盘托出。
据说晚清时期，湖南祁东县和衡阳县紧邻之地有座财神庙，神龛上高悬一匾，叫“有求必应”。远近贫寒之士前去烧香求财的不少，然贫者自贫，富者自富，于是有人偷偷取走牌匾，在庙门两侧贴了付对联。上联为“只有几文钱，你也求，他也求，给谁是好?”，下联为“不做半点事，朝来拜，晚来拜，使我为难。”，烧香礼拜者见了，自己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正是因为牌匾和楹联的诞生，一定有其特定的人文背景和社会环境，所以古老牌匾和古老楹联无一例外，都是忠实的历史文化使者，成为中华文明沃土上绽放的一株奇葩。宋代以降，牌匾和楹联成了士大夫阶层和文人雅士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，书题匾额和楹联者非名流显贵莫属，受匾受联者非德高望重者无缘，于是牌匾和楹联便被视为家族的荣耀和骄傲，祖祖辈辈呵护传承，父子兄弟视其为家珍。
书牌写匾题对联，明、清乃至民国时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活动，也是一种频繁使用的社交手段。文人雅士、官商绅士之家的楼台亭阁，水榭花园，厅堂书斋，都以悬牌挂联为典雅。非如此不成其为上流社会的雅士名流，非如此不成其为富贵完美的豪宅华居。那怕胸无点墨，为附膺风雅，也要悬牌挂匾，以示清高文雅。就是市井人家，为图个吉利，喜庆之日张贴纸写的门联横披也为寻常中事。这样一来，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历史文化名人书题的牌匾楹联，就理所当然成为牌匾楹联中的佼佼者了。
马来西亚的槟城是个华人聚居的地方，华人中许多人家都精心保存着祖上传承下来的牌匾。《星州日报》的记者作了次专题釆访，发现这些牌匾有明、清时期的，也有民国时期的，华人们视其为炎黄文化的传承，先祖风范的纪录，宗族团结的纽带，子孙后代的荣耀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因此，马来西亚的记者认为，华人牌匾应当被视作中华文明“文化遗产中的活化石”。
正是因为牌匾和楹联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位，很长一段历史时期，它们都被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产物，圏划在“阶级斗争”被剿除扫灭的对象之中，历史文化名人题写的牌匾和楹联则几乎遭到灭顶之灾。2005年初夏，广州黄埔地区有人向文物部门提供一条线索，说是40年前那里兴修水利，拆毁了一座“祥镇军祠”，石刻《祥镇军祠》匾搬去加固堤坝，可能至今都在烂泥之中。原来鸦片战争时，镇总兵玛佳•祥福率1600名官兵抗击英国侵略者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。为了表彰全镇官兵，光绪皇帝赐匾建“祥镇军祠”祭祀英灵。封建帝王的手笔，正是打击的对象，岂能容它“苟活”世上?于是军祠被拆毁，牌匾沉冤烂泥。根据线索，文物部门组织了挖掘，果然在烂泥之中找到了《祥镇军祠》匾。
英烈之匾尚且任由作践，其他匾额更是难逃劫难。湖南省开元博物馆内曾国藩所书《德洽宣恒》、宋子文所书《懿范式昭》、陈炯明所书《婺宿联辉》等牌匾污垢斑驳，创割历历，字迹模糊;沈葆桢所书《县丞》匾作了厕所门、彭玉麟所书《懿节维伧》匾在牛栏里当饲料垫板……凡此种种，都是历史文化名人牌匾“九死一生”的铁证。能从天灾人祸中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化名人书题的匾额，已经为数不多了。
这就完全有理由认为，收集珍藏古老的各类牌匾楹联，是在抢救伟大的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上散失的枝叶，既是对历史的呵护，更是对历史的尊重，是一项惠及子子孙孙而功德无量的事情。
